先進制造業調查：鍛造大國核心競爭力的戰略引擎

求是雜志社經濟編輯部、工信部新型工業化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把制造業置于國家發展戰略優先位置，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進制造業不斷發展壯大，創新力、競爭力、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制造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CR450動車組刷新世界軌道交通速度極限，“京華號”超大直徑盾構機創穿江越海紀錄，“奮斗者”號完成萬米深潛，福建艦成為全球首艘常規動力電磁彈射型航母，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標志性成果，持續刷新國際社會對“中國制造”的認知。一個曾經在世界工業化浪潮中奮力追趕的發展中大國何以在新時代跑出創新突破、產業落地的加速度？一個錯失前兩次工業革命機遇的經濟體又緣何深度參與甚至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進行了深入調研。

一、我國先進制造業何以行穩致遠

先進制造業代表著一國工業體系中最活躍、最具引領性、最能經受競爭檢驗的部分，是新質生產力在實體經濟領域最集中的載體。調研中我們深刻感受到，先進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從來不是單一產品、單項技術的較量，而是國家戰略、組織機制、產業基礎、開放格局等疊加形成的系統性、體系化競爭。產業變革浪潮中，如何洞察趨勢、把準航向？技術封堵之下，如何集聚力量、攻克瓶頸？科技成果問世，如何快速轉化、實現量產？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交織，如何優化產業鏈布局、高效配置全球資源？這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命題，共同構成理解我國先進制造業崛起的分析框架。

以前瞻識變的戰略決斷和戰略定力搶抓變革窗口。每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為產業躍遷打開機會窗口，能否在關鍵節點順勢進行產業戰略布局并持續投入，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產業升級和實現歷史性跨越的成敗。我們在洛陽軸承集團調研時了解到，這家誕生于“一五”時期的重點工業企業，曾一度深陷虧損困境，面臨外資并購風險。絕境之中，這家企業依托國家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戰略布局搶抓機遇，累計投入20多億元改造傳統產線，建成國內首座風電齒輪箱軸承“黑燈”智能工廠，生產效率提升約30%，高端軸承產值占比提升至70%，實現從持續虧損到年營收突破60億元的蝶變。一家老牌軸承企業的重生，正是國家因時應勢調整、接續推進工業化戰略的微觀縮影。從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到推動輕重工業協調發展，再到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我國始終立足發展階段，結合技術發展趨勢，動態調整戰略重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疊加演進的變革浪潮，從2012年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到2015年部署“互聯網+”行動，從2017年出臺《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到2026年發布《“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國家戰略持續引導產業發展緊跟大勢、搶占先機。面對“低碳轉型是陷阱”等疑慮，我國始終保持戰略定力，一體推進產業綠色化和綠色產業化，推動傳統行業在節能降碳中提質增效，培育壯大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光伏等優勢產業，實現全球領跑。

以新型舉國體制凝聚協同攻堅合力。2026年9月14日，嫦娥六號采集的人類首批月背月壤樣品正式移交聯合國。這份“禮物”，是我國近3000家單位、約10萬名科研人員20余年勠力同心、協同攻關的結晶，見證了我們面對國外長期技術封鎖、核心設備禁運、技術體系壟斷，從零起步推動深空探測技術從空白到領先的跨越。航天領域的攻堅實踐折射出一條現實規律：重大裝備與前沿技術攻關往往投入巨大、鏈條冗長、不確定性高，單靠市場力量難以完成，單靠行政動員難以持續。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正在于把國家戰略統籌與市場競爭機制結合起來，既依托國家力量整合跨領域、跨區域科研和產業資源，又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通過市場競爭、場景驗證和規模應用促進技術優化與成本下降。北斗導航系統同樣印證了這一體制效能：400多家單位、30余萬名科研人員協同攻關，突破星間鏈路、高精度原子鐘等160余項關鍵核心技術，核心器部件實現100%國產化，北斗終端社會保有量超22億臺（套），產業總產值突破1.3萬億元，成功實現戰略安全與產業繁榮的有機統一。

以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融合塑造競爭優勢。調研發現，我國能夠形成并不斷強化先進制造能力的關鍵，在于堅持推動市場需求、產業配套與空間布局相互促進，將靜態稟賦轉化為動態競爭力。一是廣闊內需市場和豐富應用場景推動產品持續迭代，幫助企業更快跨過盈虧平衡點。例如，5G模組商用的初期成本高昂，隨著全國落地超2.5萬個“5G+工業互聯網”項目，規模化量產隨即帶動模組價格下降90%以上，形成“場景擴容—產能提升—成本下行—市場再拓展”的正向循環。二是完備產業體系兼顧效率與韌性的特征。在合肥，我們看到一條自動化連廊將全球最先進的玻璃基板工廠與面板工廠直接相連，零部件“下線”即“上線”，實現直供零等待；在蘇州，一家機器人企業負責人介紹，其研發所需的伺服電機、減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在半徑10公里內幾乎能找到所有配套供應商”。這種緊密協作在縮短交付周期、促進知識共享、增強產業黏性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產業發展成本和大規模外遷風險。三是廣袤國土空間賦予產業轉型戰略縱深。東部部分產業有序向中西部轉移，既保持產業鏈完整性，又激活內陸工業化潛力，為工業化持續迭代提供空間支撐。成都一家高新企業負責人向我們介紹，相比東部研發基地，本地廠房租金、人工和單件物流成本分別降低60%、30%和40%，投產6個月產值就突破10億元。

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嵌入全球產供鏈網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2018年6月，我國取消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特斯拉隨即宣布在上海建超級工廠并在2019年實現首批交付，到2025年底累計下線整車已達400萬輛。調研中我們了解到，其Model 3與煥新Model Y兩款車型的零部件本土化率超95%，60多家中國供應商進入特斯拉全球供應鏈體系。從準入開放到本土配套，再到融入全球網絡，資本引入、技術學習與市場拓展相互貫通，有利于帶動本土企業提升能力，并將國內產業優勢轉化為全球競爭位勢。高水平開放還體現在以“走出去”主動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上。當前，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已從單純產品出口轉向技術合作、聯合研發和本地化經營。寧德時代海外工廠扎根歐洲本土產業鏈，以自主技術體系服務歐洲汽車集群；奇瑞投資韓國KGM，將新能源動力總成、整車平臺技術與KGM的產品設計、開發經驗及本地市場渠道結合起來，既為自主技術和配套產品開拓國際市場，也為整合全球創新資源、深化跨國產業協作創造條件。

二、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面臨哪些時代課題

在看到成就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我國制造業跨越式追趕意味著先發國家歷時數百年緩釋的結構性矛盾和技術短板問題，短期內在我國集中顯現，形成多重矛盾交織、多重任務疊加的現實挑戰。“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加快向制造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既要鞏固已經形成的規模和賽道優勢，又要補齊需要長期積累的技術短板；既要實現單項技術、產品的突破，又要打通創新轉化、價值提升、產業協作和區域聯動中的堵點；既要搶抓人工智能賦能制造業的變革機遇，又要防范新的技術代差，守住產業安全底線；既要依托開放整合全球資源，又要應對外部遏制、增強自主可控能力。這種多重目標、多重約束、多重博弈的復合發展場景，無成熟經驗可鑒、無固定路徑可循，構成了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考驗著我國產業發展韌性、科技創新能力與產業治理水平。

源頭創新與技術積累仍有短板，產業發展根基仍需夯實。一方面，隨著我國越來越多領域進入“無人區”，現有技術和成熟路徑難以借鑒，保持領先更加依賴自主基礎研究突破。但源頭創新供給尚不能充分適應這一要求，2025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比重為7.08%，雖創歷史新高，但與世界科技強國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既需要快速突破的“短賽道沖刺”，更需要持續迭代的“長周期耐力賽”。比如，發達國家在航空發動機、工業軟件等領域的領先優勢，很大程度上源于長期研發投入、復雜工況驗證和多代產品演進。美國通用電氣與法國賽峰在民用航空發動機領域合作長達半個多世紀，其CFM56系列發動機累計飛行超過13億小時，為新一代LEAP發動機研發提供了重要支撐。相比之下，我國商用航空發動機起步較晚，國產大飛機依然面臨一些“卡脖子”問題，必備的積累過程是實現追趕必須跨越的門檻。

產業體系協同存在堵點，鏈條融合效能有待釋放。從創新鏈看，產學研用銜接不暢的問題尚未根除，應用需求未能充分融入研發前端，技術成果往往到產業化階段才暴露出適配缺陷；從價值鏈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不夠，重制造、輕服務的路徑依賴尚未打破，服務型制造的價值潛能有待釋放；從產業鏈看，整機突破與基礎配套能力提升尚不同步，大飛機、遠洋船舶等“大塊頭”不斷取得新進展，但部分關鍵零部件等“小家伙”仍存在薄弱環節；從空間布局看，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尚不均衡，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集聚全國六成以上國家級集群，東北、中西部集群規模與配套能力仍需加強。同時，跨區域技術協同和利益聯結機制不夠完善，也制約了優勢集群的輻射帶動作用。

“人工智能+制造”競爭加速，搶占先機仍受多重短板制約。近年來，人工智能加速從數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成為人工智能應用的主陣地。對照這一變革要求，我國新一代智能制造仍面臨多重制約。調研發現，基礎數據層面，我國全譜系工業場景蘊藏大量生產經驗和工藝知識，但數據分散、標準和接口不統一，“老師傅經驗”等隱性知識難以有效沉淀，制約著人工智能向生產核心環節深度滲透；算力模型層面，高端算力芯片、工業大模型等仍有短板，特別是制造業細分領域具有“一米寬、百米深”的特點，融合人工智能技術和深厚工業知識的行業垂直模型和智能體供給不足；規模應用層面，現有應用以局部環節、單點場景為主，貫通生產全流程的綜合性解決方案供給不足。同時，企業數智化轉型成本高，中小企業缺乏“開箱即用”成熟解決方案的困境仍然突出。

全球產供鏈重構趨勢加劇，外部約束更趨復雜。依托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這一優勢的發揮有賴于穩定可靠的國際環境。近年來，地緣沖突與國際競爭持續沖擊全球產業網絡，部分國家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全球產業網絡受到更多非經濟因素干擾。有的國家圍繞先進計算芯片等領域多次加碼出口管制，并通過“硅和平”等框架強化與盟友協作，加大我國獲取先進技術、參與國際產業合作的難度。歐盟對電動汽車加征反補貼稅的同時，還綜合運用投資審查等工具加強監管，使我國企業面臨從產品出口至海外投資限制的制度性障礙。技術封鎖、市場壁壘、規則博弈疊加，對我國先進制造業的韌性建設、全球布局和國際合作構成持續挑戰。

三、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方向在哪里

制造業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基石，支撐著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的每一次躍遷，但西方傳統工業化道路也伴隨著資源環境代價高、發展成果分配不均等突出問題。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全球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轉型全面推進，創新范式、生產力布局、分工體系與治理規則面臨深刻調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6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約30%，既是世界工業體系的重要穩定器，更是全球產業變革中不可替代的系統性力量。今年9月16日至17日，全國先進制造業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就發展先進制造業作出的重要指示，為新征程上持續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指明了方向。面向未來，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更需要在全球工業文明演進和人類共同發展的大格局中謀篇布局，既要實現從規模趕超向質量領跑的躍升，也要為破解增長動能不足、技術壁壘高筑、綠色轉型承壓、南北發展失衡等全球性發展難題提供務實可行的中國方案與體系支撐。

激活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個“動力源”。制造業的核心就是創新，就是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必須把科技創新的勢能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能。一要強化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基礎研究戰略性、前瞻性、體系化布局，支持前沿領域多路線探索。支持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圍繞底層“根”技術協同攻關。健全穩定支持和長周期評價機制，為產業向前沿邁進提供持續創新供給。二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重點是要堅持重大技術裝備突破與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并舉，以整機需求牽引上下游協同攻關，補齊工業基礎短板。三要貫通成果轉化與應用迭代。推動需求端、研發端、應用端協同攻關，完善概念驗證、中試熟化體系，優化首臺（套）、首批次、首版次政策，為新技術落地提供場景支撐，在持續應用中提高產品成熟度。

做好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協同發展這篇“大文章”。調研發現，實踐中仍存在這樣的認知偏差：將傳統產業簡單貼上低端標簽，把新興產業當成短期風口，把未來產業簡化為概念包裝。事實上，先進制造業不是孤立的新興賽道，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同樣能夠孕育新增長曲線，三類產業共同構成先進制造業的完整生態。做優傳統產業存量，深入實施傳統產業煥新行動，以數智、綠色技術賦能存量產能，穩住我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基本盤”。做大新興產業增量，立足本地產業基礎發展賽道，以大規模場景示范牽引新興支柱產業發展。培育未來產業變量，鼓勵多條技術路線并行試錯，建立適配高風險、長周期的投融資和風險分擔機制，在市場應用中篩選成熟技術。

把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這個“方向舵”。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是先進制造業發展的方向，三者相互賦能共同重塑生產方式、發展模式與價值邏輯。智能化是核心引擎，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推動工業智能體深度落地，同時統籌技術進步與就業轉型，完善技能培訓、轉崗保障，實現人機協同、技術向善。綠色化是鮮明底色，要大力推廣清潔生產、循環制造、節能降碳技術，優化工業用能結構，把綠色約束轉化為綠色競爭優勢。融合化是價值新增長點，要順應產業鏈價值分布變化趨勢，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培育全流程解決方案服務商，促進制造與研發設計、運維服務、供應鏈服務深度融合互促。

用好制度供給和產業治理這個“調節器”。技術迭代越快、產業融合越深，越需要政策供給的及時響應、治理方式的動態調整，使標準、政策和發展環境更好適應產業變革。調研中我們了解到，經過近幾年的改革優化，一項國家標準從立項到發布的周期已由3—5年壓縮至1.5年左右，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關鍵指標迭代已從數月壓縮至數周，但標準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仍存在時差，同時部分政策支持方向、資金配置方式和項目驗收指標也未能及時適應產業的快速變化。要健全新興領域標準快速制定和動態更新機制，促進技術研發、標準研制與產業應用協同推進。要增強產業政策的動態適應性，探索滾動評估、分階段支持模式，提高對技術試錯和快速迭代的包容度，讓政策跟得上技術，資金投得準方向，項目容得下試錯。要推動產業治理與發展格局相適配，對內適應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規范整治地方非理性競爭，加強產能監測預警，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對外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支持出海企業提升本地化經營與合規能力，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

調研手記：從薄如蟬翼的手撕鋼，到連片布局的智能工廠，80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成林成勢，1.76萬家“小巨人”企業破局生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發生產業迭代的生動實踐，這些實踐跳出了傳統理論的窠臼，為我們理解后發國家產業趕超的全新路徑提供了新答案。我們常說，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但中國走的這條路不是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而是一條不封閉、不依附、不掠奪、不僵化的新型工業化之路，深刻印證了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工業化不止于單一范式，為缺少原始積累、沒有先發技術優勢、希望自主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參照。從這個意義上說，抓住世界百年變局與產業變革難得機遇，扎根本土自主創新，持續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不僅是夯實制造強國硬核底盤所必須，更是沖破西方工業化理論話語藩籬、為全球產業治理變革和現代化理論創新貢獻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的應有之義。

（執筆：郭斐然、劉文強、梁一新、孫海堯、舒予）